母亲，依然健康。从母亲一生至今的经历，她的健康，似乎是不平常了。母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家境贫寒，十三岁进纺织厂当童工，因长期营养不良，劳动条件艰苦，十六、七岁起就患风湿病。我和弟弟们尚未上小学时，父亲就背着我们、领着我们，以儿时的眼光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，到云栖山麓到杭州总工会疗养院，探望因风湿病治病疗养的母亲。印象中，那时的母亲，很年轻，但一如现在的削瘦，走路很费力，而双手则不停地打毛衣或编制着各种塑料线，织成各种花卉。后来，我和弟弟才知道，母亲那是为了恢复双手关节的活动能力。70年代中期，我和两个弟弟或上高中，或读小学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尚未结束，百姓生活依然贫瘠。母亲因支气管扩张导致大吐血，不清楚一个脸盆有多少容量，但亲眼看着母亲半脸盆半脸盘吐血，连续住院并在家卧床休息约二个月后，母亲又一次挺了过来。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考制度，当年我考入北方某大学。大二那年，寒假回家过年，才知道母亲又经历一劫：因患严重胆囊炎，住院治疗，手续近5个小时，胆囊全摘掉。转眼到90年代中期，又经历父亲因脑溢血、脑萎缩，半瘫痪进而全瘫痪，卧床6年，直至去世。也许是意志、毅力起作用，母亲竟然10年间没有大恙。但父亲去世的第二年，母亲却再次面临生死考验，急性心脏病，住进邵逸夫医院重症监护室。因为抢救及时，母亲再次康复。我想，感谢共产党、感谢人民政府，既是母亲的心里话，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声。
母亲，还是在操劳。儿时就知道母亲做事认真、负责，但具体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母亲因身体条件不适合做挡车工，改为成品检验工一直到退休。二年前给母亲报销因心脏病住院医药费，才知道母亲从工厂退休前是杭州市级的劳动模范；退休后长期担任居民委员会（现改为社区）党支部书记、主任，又被推选为区人大代表，因此医药费用可以享受100%由国家承担的待遇。记得母亲从工厂退休的最初三年，正好我们兄弟三个都在念书，家庭经济负担较重。母亲去茅廊巷菜场附近联防队工作过，具体岗位是看管自行车，每辆车收5分钱，工作时间从清晨5点到中午11点。一个月可增加收入大约40-50元。从家里到茅廊巷大约单程步行40分钟。后来母亲就担任社区主任、书记了。大约二年前，社区干部年轻化，大学生、工厂转岗的工人充实到社区，母亲再次退了下来。全家人都认为母亲可以彻底放松、休息了，未料到街道、社区又决定，在社区内要以楼道为单位建立起楼道党支部，大约每一、二幢楼、三、四个单元就建立起一个支部，把组织关系在社区的党员都组织起来。母亲又被选为楼道党支部书记，每次去看望母亲，也能知道街坊谁有困难，谁要补助等等。有时，母亲也想推辞不再担任书记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总是没能如愿。听说明年又要换届了，不知道结果会如何。也许，这份劳碌会增加母亲的负担，但也许这恰恰是母亲依然健康的缘由之一呢。可以明显感觉，邻里街坊、社区干部对母亲很尊重，大家的关系很融洽。
母亲，包容、豁达。除小弟出力较多以外，我和大弟工作相对更忙，父母家事过问从来较少。母亲说，自古忠孝两难全，儿子们工作压力大我理解。父母亲中不论谁生病住院，母亲都会要求我们第一时间找好护理工。父亲卧床六年，母亲和保姆一起，悉心照料六年，从无怨言。婆媳关系历来难以料理。印象中，我外婆与舅妈间三十多年关系一直很微妙，作为女儿，母亲从未在外婆面前，也未在儿女们面前讲过半句舅妈不是。在最后的二十年当中，母亲几乎每隔一天都步行往返两小时去看望、照顾外婆。在记忆中，从未听说过大家庭中谁与谁之间吵过架，红过脸。而母亲无疑是这大家庭中最受尊敬的。为人谦虚宽容，一时容易，一辈子实在难。这一点上母亲确实是值得称道的。
母亲，还是那么热爱生活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一人独住。近几年来，母亲先后参加过中医、旅游等专业（假如也可以称为专业的话）的老年大学课程，近半年来又在学习汉语拼音，基本学会拼音后，现在母亲已经能以比我更快的速度用手机发短信。母亲自嘲，不会打牌搓麻将，学拼音可以练脑子，防止老年痴呆症。去年钱江新城落成之际，母亲要求我陪着去参观，新图书馆，新广场，还有不少展览。熙熙攘攘，母亲很开心。今年国庆，又陪母亲看中山路南宋御街。大凡杭州有新的工程竣工，母亲都会去参观，但通常要不是由街道、社区组织，要不就是由小弟两口子承担陪同任务。大约近四五年来，平均每半个月一次，小弟两口子已陪着母亲游遍了苏州，南京，周庄，绍兴等周边景点，也去过香港，我夫人、女儿则陪母亲去过新马泰和日本。每一次，母亲都会精心挑选、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，都会带回来不少的风光照片。母亲常说的是，尽量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
母亲，像千千万万的退休工人，平凡，寻常，一生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作为儿子，为有这样的母亲，感到欣慰，感到幸福。不时地，我也问问自己，从母亲的为人、处世中，是不是可以学到些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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